尽管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较为黯淡，但并未浇灭乐观者的热情。近期，不少研究者提及用雁型理论分析未来中国经济之前景，结论是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中国是否能够脱离一般国家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降至20.4%，在过去十年中，仅高于2001年的水平。从赶超型国家的一般发展经验来看，资本形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短期内扩大经济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在投资高峰期过后，经济将逐步转向内需拉动，增速也会下一个台阶，过度到5%-7%左右的中速增长期。而没有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将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将步入停滞或衰退。

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最高峰出现在1889至1898年，这一期间，净资本形成与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平均为14%与26%。此后逐步下降，这是美国工业化起飞结束的标志。

从日本情况看，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峰出现在1960年附近，资本积累高峰出现在1970年附近。韩国比日本约晚20年，大致遵循相同的路径。

在所有国家工业化进程之中，中国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不仅表现在经济维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更为突出的是资本形成率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同期水平，在2010年这一指标接近50%。国内学者往往从中国的外向式经济导向模式、广阔的经济腹地以及人口结构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解释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底子薄、起步晚，资本形成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沿海工业逐步向西部转移和重复东部地区城市化的过程中，基建、制造业等都有巨大的投资需求。林毅夫就认为，中国在未来长时间内必须仍以投资为主，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实现GDP平均每年8%的增长。他的论据是“按照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维持快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充足的。”

林毅夫的理论基础依然着眼于雁行理论。不过，雁型理论在一国内部是否合理仍待验证，一个简单的佐证是，劳动力在一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从而缩小了各省间的工资差距，这与国别之间是不同的。产业转移的重置成本必须能被劳动力成本降低所覆盖，雁才能成行。由于近几年中低端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收缩，省际间普通工人的工资成本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次，那些完成产业转移的企业多是基于税收、土地、环保等政策上的优惠，这些优惠政策能维持多久、是否值当也是个问题，过去三十年沿海经济的发展经验清晰地表明，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再者，即便中西部地区顺利承担了东部地区的出口产业基地，这也只是维持了存量不出现下滑。要维持过去的投资增长、出口增长，还需要东部地区顺利完成产业升级，至少各方面不要掉的太快。

我们可以从出口数据一窥端倪。今年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出现爆发性增长，显示如富士康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分区域看，重庆和河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3倍和1.1倍，四川、江西和广西的出口增速分别为78.7%、57.2%和22.7%。而传统出口强省如广东，出口2185.2亿美元，增长6.9%。江苏、浙江和上海分别出口1229.9亿、858.9亿和824.9亿美元，分别增长2%、5.3%和3.1%。在中西部出口井喷的前提下，全国的出口数据怎么样呢？维持全年10%的增长也较为困难。

因此，无论是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还是从中国经济自身所面临的债务困境看，过分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当前已经面临瓶颈，虽然中国的投资未来依然可能维持高位，但显然最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步入到下行通道毋庸置疑，未来20年继续维持8%以上的增长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