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了趟徽州，在某个皖南村落的大户人家，看到一幅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想起了徽商“徽骆驼”的故事，也就想起了此地出生的胡雪岩。

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我既无法从曾国藩身上看出为官之道，料也不能从胡雪岩身上悟出经营智慧。本文想借胡雪岩一生的成败，与君探讨一下晚清商帮和官商的兴衰。

与曾氏波澜起伏的一生类似，胡雪岩一生也是大起大落，但与曾氏晚年功成身退不同，雪岩由于生意上投机失败，最终家财散尽。很多书传都将他的落败归因为偶然，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政争中落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等。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必然性。

胡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自幼家贫，初时以放牛为生，后随母迁居杭州，托人荐至仁德钱庄。虽只读过四年私塾，然他自幼天资聪颖，为人机敏，处事灵活。在左宗棠攻打杭州之际，果断将原先贩卖给太平军的军粮转卖给湘军，得到左宗棠的信任。后受左宗棠委托，为湘军购置枪火、军粮、马匹等军用物质，并以过手银两创立阜康钱庄。靠着左宗棠这棵大树，他成功地获得了江南四省税收代理权，银票分号开遍江南各省和北京。不惑之年，即已成为晚清巨富。

由于辅助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国战乱有功，获西太后赏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一时间，官场、商场、情场、洋场，场场通吃，举朝无匹。在左宗棠上任陕甘总督、奉命收复新疆之际，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协助左宗棠的军费筹措，从中获得大量佣金。虽说无商不奸，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雪岩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善事，最著名的是其开办的胡庆余堂中药店，秉承“戒欺”“真不二价”的经营理念，齐名与北京的同仁堂。时至今日，胡庆余堂在杭州的总店依旧气势恢宏，保存完好。

胡雪岩的前半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生意场上，看准了虽有惊但无险”，在购置军备、经营票号的过程中，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总能化险为夷。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左宗棠的左膀右臂，和左氏的财务后盾，他早就被左氏政敌李鸿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达到打到左宗棠的目的，李氏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策略。胡氏早年出面代清廷与各国洋行筹款过程中，曾虚报利息，从中牟利，这一把柄李鸿章抓住。李氏奏明朝廷，申请冻结本应还给胡雪岩的各省协饷，这是与汇丰等洋行借款的抵押物。这下冻结了胡氏的资金链，他不得不从自己阜康钱庄挪用储户存款暂时垫付。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散布谣言称胡雪岩生丝投机失败，鼓动储户挤兑。这时的左宗棠已由失言被贬，一时也搭不上手。雪岩一手缔造的商业王国迅速土崩瓦解，顷刻即散。

很多人都说雪岩最后的失败是偶然性造成的，假如当年生丝价格并未出现暴跌，假如左宗棠能从左李政争中胜出，假如他当年并未谎报贷款利息，或许能免过此灾。

其实，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他的失败并非个例，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不谈工业革命，也撇开他野心过大的性格因素。我们将眼光放大至当年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为什么他们的票号没有演变成现代化的商业银行，为什么他们最终都家道中落，现代人只能从平遥、宏村这些村落里气势恢宏的府邸来一窥他们当年的风光，为什么中国百年企业少之又少，为什么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

从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来看，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建立与政府平起平坐直接对话的机制，以确认他们利用并不干净的第一桶金所积累的私人财产能得到合法保护，这一运动最终能演变成民主议会制度，商人参政议政，建立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现代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实现董监高三权分立的架构，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无寿命极限的法人。

而中国自古以来，商人就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认同。

封建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保证大量的小农作业，将全社会生产率维持在用一个不高不低的水平。这种水平，可以保证全民就业，虽不富足但无温饱之忧。然而商人的出现，会打破原有的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的体系，提高社会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而一旦民众从生产力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将注意力转移至对自身权利的要求上来。这就使原先“小国寡民”“弱民愚民”的稳定状态受到威胁，进一步涉及到政权的稳定。

因此，自战国以来，历来主张“重农抑商”。自管仲始，国民就以“士农工商”被分为三六九等，商人地位如此之低，以至于即便赚再多钱，他们也无法和官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导向下，人们根本不屑于从商，这一趋势直到晚清末年，状元张謇下海才得到根本性转变。而这恰恰是埋葬晚清王朝最重的一根稻草，晚清后期推动和执行整体政治改革时，商人是最重要的参与力量，在各地成立的咨议局中，商人的占比也相当高。

既然地位如此低下，又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大部分商人在获取大量财富后，只剩下挥霍浪费，盖宅子、养女人了，他们不会将留存资金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也就无法将企业做强做大。因为一旦生意足够大，就涉及到与政府争利的问题，自古以来，为了维持以几何级增长的皇室家族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水准，政府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盈利的角色，一旦私人的家产足够大，往往不得善终。因此大部分商人会选择适合而止。

即便为了保护这不算富可敌国的财产，他们也要去寻求政治上的庇护，由于无法参与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去，他们只能“傍大官”“捐官带红顶”或者培养自己的子女入朝当官。这种依靠人际关系建立的政治保护与制度相比显然是脆弱的，人走茶凉，古来如此，一旦你所依靠的那颗大树倒了，家业能不能守住就很难说了。因此，那些历史上辉煌过的晋商徽商的家业往往都只剩下一座大宅院留作纪念了，当然这些宅子的房产证上也不是他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