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晚清史，研习近代中国转型之足迹，李鸿章这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受到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性，以至于一位从未与其谋面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曼尼克思闭门造车，洋洋洒洒编撰了一部漏洞百出的《李鸿章回忆录》，居然还畅销欧美。他受到的关注也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去世仅两个月，即有政敌梁启超《李鸿章传》面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后直至今天乃至未来之现代中国，这位早在十八世纪就预见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老人仍被不断提及。

李鸿章的人生经历，发家之路甚至八卦野史已被大多数人津津乐道，对其历史评价，我想也不会有人超越同时代的梁任公而更客观真实，很难再写出新意。然而要谈晚清要人，谁人都能缺的，唯独不能缺了他，这种重要性，恰如他之于当年的清王朝。

与同时代的清流相比，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支撑晚清政局居功至伟。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堪比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段时间，李鸿章斡旋于慈禧太后与各国使馆，赢得了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他主张从国外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开办工厂发展实业，积极通商发展外贸。而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再被提及，人们相信，中国的固有体制依然是最优秀的最符合本国国情的，之所以落后，仅仅是科技水平不够而已。

在同时期的日本，也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明治维新，领导者是亚洲强人伊藤博文。明治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改革，脱亚入欧；而后者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各自的国土上进行不同的政治试验，孰劣孰优，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一战见分晓。

以财力兵员装备论，日本不如中国，以天时地利人和论，日本亦不如中国，然甲午海战中国输的彻头彻尾，输的一败涂地，输的毫无颜面可言，在马关条约的谈判桌上，一向高傲的李鸿章不得不对他昔日的“粉丝”伊藤博文低头哈腰，唯唯诺诺。

甲午落败，原因何在？船速不够、炮弹不足、经费紧张、战术失误，这些当然都可以成为理由，但都不是根本的理由。梁启超的评价恰到好处：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从这个角度看，洋务运动不过是一场隔靴搔痒式的改革，不过是一场为了挽救皇室国威的闹剧。此落败之根本原因也。

然李鸿章自诩维新派，并非不知改革，并非不知晚清政治之弊端。尤其是在他1875年考察欧洲各国之后，曾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然他为何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革命是容易的，改革是困难的，前者是革别人的命，后者是革自己的命。非有当权者超凡的勇气、能力卓著的名臣、恰到好处的政治气候，几无可能。

在我看来，李鸿章在晚清政界，论眼界见识能力，无人可出其右。相比曾国藩，他也更有改革的勇气，然一步到位推进整体改革，不论清流，即使在洋务派内部，分歧都很明显，可见政治气候并不成熟。若要打破僵局，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强人、铁血宰相，比如伊藤博文、俾斯麦。然而李鸿章显然不能堪此重任。他是体制内最长袖善舞的官员，他善解人意，最懂得领导慈禧太后的心思；他精明过人，精通权术之道，扳倒政敌。但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推行全面改革，他乐于维持现状，并在这一现状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伊藤博文时期的日本，在推行明治维新改革时，所面临的政治气候比当年的大清要糟得多，但改革派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全面改革，最终使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

历史上，中国大多数的改革也都止步于财税、土地和货币，祖宗之法（政治制度）是万万碰不得的。但没有政体的改革，改革者的利益甚至人生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更不用说他的改革成果和制度设计，往往在他们去世不久，就被全全推翻，株连九族的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因此，封建王朝在中兴之后，往往遭到无组织力量（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以更快的速度走向衰落和覆灭。谁人还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呢？

如果延伸看，这就是极权社会与人民主权社会的区别，也是顺民（奴才）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区别，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奴化的王朝，官员乐于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人都回避政治，安于经营自身和家族利益，无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毕竟社会和国家是太后的，是皇帝的，跟我这个奴才有什么关系呢？

甲午海战，宣告了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失败，也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要自强，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不断地求索这一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