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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什么不进行政改

阅读晚清史,研习近代中国转型之足迹,李鸿章这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受到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性,以至于一位从未与其谋面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曼尼克思闭门造车,洋洋洒洒编撰了一部漏洞百出的《李鸿章回忆录》,居然还畅销欧美。他受到的关注也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去世仅两个月,即有政敌梁启超《李鸿章传》面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后直至今天乃至未来之现代中国,这位早在十八世纪就预见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老人仍被不断提及。

李鸿章的人生经历,发家之路甚至八卦野史已被大多数人津津乐道,对其历史评价,我想也不会有人超越同时代的梁任公而更客观真实,很难再写出新意。然而要谈晚清要人,谁人都能缺的,唯独不能缺了他,这种重要性,恰如他之于当年的清王朝。

与同时代的清流相比,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支撑晚清政局居功至伟。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堪比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段时间,李鸿章斡旋于慈禧太后与各国使馆,赢得了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他主张从国外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开办工厂发展实业,积极通商发展外贸。而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再被提及,人们相信,中国的固有体制依然是最优秀的最符合本国国情的,之所以落后,仅仅是科技水平不够而已。

在同时期的日本,也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明治维新,领导者是亚洲强人伊藤博文。明治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改革,脱亚入欧;而后者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各自的国土上进行不同的政治试验,孰劣孰优,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一战见分晓。

以财力兵员装备论,日本不如中国,以天时地利人和论,日本亦不如中国,然甲午海战中国输的彻头彻尾,输的一败涂地,输的毫无颜面可言,在马关条约的谈判桌上,一向高傲的李鸿章不得不对他昔日的“粉丝”伊藤博文低头哈腰,唯唯诺诺。

甲午落败,原因何在?船速不够、炮弹不足、经费紧张、战术失误,这些当然都可以成为理由,但都不是根本的理由。梁启超的评价恰到好处: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从这个角度看,洋务运动不过是一场隔靴搔痒式的改革,不过是一场为了挽救皇室国威的闹剧。此落败之根本原因也。

然李鸿章自诩维新派,并非不知改革,并非不知晚清政治之弊端。尤其是在他1875年考察欧洲各国之后,曾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然他为何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革命是容易的,改革是困难的,前者是革别人的命,后者是革自己的命。非有当权者超凡的勇气、能力卓著的名臣、恰到好处的政治气候,几无可能。

在我看来,李鸿章在晚清政界,论眼界见识能力,无人可出其右。相比曾国藩,他也更有改革的勇气,然一步到位推进整体改革,不论清流,即使在洋务派内部,分歧都很明显,可见政治气候并不成熟。若要打破僵局,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强人、铁血宰相,比如伊藤博文、俾斯麦。然而李鸿章显然不能堪此重任。他是体制内最长袖善舞的官员,他善解人意,最懂得领导慈禧太后的心思;他精明过人,精通权术之道,扳倒政敌。但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推行全面改革,他乐于维持现状,并在这一现状中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伊藤博文时期的日本,在推行明治维新改革时,所面临的政治气候比当年的大清要糟得多,但改革派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全面改革,最终使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

历史上,中国大多数的改革也都止步于财税、土地和货币,祖宗之法(政治制度)是万万碰不得的。但没有政体的改革,改革者的利益甚至人生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更不用说他的改革成果和制度设计,往往在他们去世不久,就被全全推翻,株连九族的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因此,封建王朝在中兴之后,往往遭到无组织力量(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以更快的速度走向衰落和覆灭。谁人还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呢?

如果延伸看,这就是极权社会与人民主权社会的区别,也是顺民(奴才)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区别,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奴化的王朝,官员乐于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人都回避政治,安于经营自身和家族利益,无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毕竟社会和国家是太后的,是皇帝的,跟我这个奴才有什么关系呢?

甲午海战,宣告了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失败,也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要自强,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不断地求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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