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投资者在做2012年展望的时候，对出口和投资的增长预期普遍不是很好，但对消费增长充满憧憬，认为消费将成为经济下行的有效缓冲。但统计局1-2月份的经济数据让人大跌眼镜，投资并未出现想象中的断崖式下滑，但消费增长确实不容乐观。

2012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66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为10.8%，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而由于商业地产的强劲反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仅比去年微跌0.1%，同比增长27.8%，这样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能维持在21.5%，高于市场预期。

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的，消费是这一变量的稳定函数。投资受到“动物精神”的扰动，而出口更是取决于他国的经济和国民收入，均有较大波动，因此普遍认为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稳定的一项。不过如果用国内的数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好像并不靠谱。我们发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消费的波动性也非常大。

一个比较有竞争性的解释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的增速决定了“三公消费”的增长，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烟酒、餐饮、汽车等主要限额以上商品的销售情况。中国的财政收入受关税、营业税的影响，波动性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经济上行时，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经济增长；而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增速也会出现大幅下滑。

如果用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两者一起来解释中国的消费变动，那我们会发现，消费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将会加大消费的波动性，以及中国经济的波动性。

房地产销售额大幅下滑，进出口的高增长一去不返都决定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性一去不再，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GDP已经到达了一个合理均衡的水平，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很可能保持差不多的增速。这限制了“三公消费”恶性增长。

从居民方面来看，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提高个税起征点、最低工资大幅上调等。但消费增长一直有限，一方面说明居民预期收入增长并不高，个税起征点还应该再往上调一点，补贴力度也应该更大一些；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取决于股市和房市。与皮古先生提出的财富效应一样，弗里德曼同样强调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永久收入既包括劳动收入，也包括财产性收入，比如股票、房产的市值变动带来的资本利得。股市的大幅下跌、楼市的持续萎靡，让中产阶级“受伤”颇深。

2月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上，引人注目的分项是家用电器和建安材料等房地产销售相关商品，比去年同期出现大幅下滑，其中家用电器更是出现了-2.9%的负增长。从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和销售总额上来看，住宅投资继续将会继续滑落，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相关商品的销售。

另外，最近茅台酒、拉菲等的奢侈烟酒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奥迪等传统公务用车的销量也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谢旭人在参加两会的间隙时间表示，今年头两月的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左右。这说明与三公消费相关的高端烟酒、政府公车开始受到财政收入下降的影响，更根本上，是受到出口和投资下滑的影响了。

我们的政府在如何促进扩大内需上可谓绞尽脑汁，但取得的实际效果却相当一般。仅仅针对一些商品进行补贴，或许可解一时之急，却无扭转趋势之利。这些一次性的政策红利往往透支了今后若干年的消费潜能，房地产如此、汽车亦如此。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昨儿个温州出了高利贷，咱们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今天物价高了，我们要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明天税收跟不上了，我们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哪天经济崩溃了，咱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担忧的是，你迟迟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也在等某一天呢？加快步伐，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与党和政府、与人民双方都有利，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