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人善用，网罗天下英才

潇湘湖南，自古以来即为荒凉僻壤之地，贬职流放之所。泱泱三千年，湖南出身的人才寥若晨星。然而自曾国藩始，湖南进入了人才井喷期。即便说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几乎都由湖南人写成，恐怕大多数国人也不会反对。

曾国藩人才观的形成，与其一生经历息息相关。初入京城的曾国藩，门庭冷淡，甚感孤独。偌大的京城，湖南籍官员寥寥无几，而早年的他个性耿直，又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大员，朝野之上，孤立无援，尽管官运亨通，但政治上几无建树，好几次差点被皇帝罢免。而立之年的他，在湖南乡下兴办团练，同样是困于无人相助，一筹莫展，幸亏得到左宗棠一臂之力。而后期湘军之所以能够力破洪杨，挽狂澜于既倒，也是得益于他手下源源不断的人才。

早年的坎坷和晚年的成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他求贤若渴，每到一地视察，都要当地官员将属地最优秀的人才引荐，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为我所用。

曾国藩选取人才与众不同，他精通相面术，初通算卦，虽有迷信的一面，但其相人更注重人的品德、性格和节操。有两则小故事可说明曾氏之目光如炬。

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胸襟坦荡，侠气酣畅。但其贪酒好色好赌，身边湖南籍人士均敬而远之。然天下唯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加上几个好友对其评价甚高，曾国藩倒很想见见这个人。道光二十四年，来京参加会试的江忠源第一次见曾国藩。寡言少语的曾国藩与其相谈甚欢，临别时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曾国藩望着江氏背影对郭嵩焘说：“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正值太平盛世，并无任何战争之征兆，何以断言江氏日后当死于战场呢？郭嵩焘不信，问道：“何以见得？”“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后期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江忠源果然命丧孤城，投河自尽。这一故事被后人广为流传，以证曾氏识人之妙。

另一则故事是后期曾氏欲创办军工厂期间，招纳容闳入幕。1863年9月，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道：曾国藩从头到脚审视了他半天，然后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双目，容闳坦言自己当时虽未有半点羞涩感，但也感到浑身不自在。

曾国藩说：“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才。以汝目光威眣，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其意在授予容闳将军之衔，然出人意料的是，容闳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期许耳。”这在买官鬻爵风行的晚清后期，实为罕见。曾国藩因此认定此人诚信可嘉，并且在会谈时又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可堪大用。

后来，容闳被授予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任命他为出洋委员。受曾氏之托，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当时有人曾向曾氏提出质疑，害怕容闳携款逃跑。曾氏对自己的相术颇为自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现在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就是容闳所办。

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曾国藩就是晚清最有名的伯乐，他的幕府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三十年戎马生涯，除了平定洪杨之乱，更大的贡献是为晚清政府选拔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出自曾氏幕府的晚清名臣，与那些舞文弄墨的清流之辈相比，更有实干精神，精通变通斡旋之术，引领了长达三十年的洋务变法运动。然而局限于眼光和观念的问题，洋务运动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纲”，这源于千百年来朝代更替带来的直观经验，士大夫们认为王朝后期的内忧外患主要是治国者没有真正实施儒家的治世方针，而非儒家本身的问题。在曾国藩李鸿章主导的变法下，清王朝在这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武器装备力量也迅速提高，一度让民众产生国强民富的幻觉。直到甲午战争落败，才“一战而人皆醒矣”。

曾李的洋务运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拖缓了政体变革的时间；但从清王朝的利益角度看，却延续了帝国的生命。《清史稿》评价曾国藩“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也赞誉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即便一辈子都没瞧得上他的政敌左宗棠也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附曾氏相面口诀：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

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